“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5000 多年中华文明中孕育发展的廉洁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所谓“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的廉洁基因，潜移默化地强化中华民族崇廉尚洁传统，激励人们修身律己、廉洁用权的自觉自信，推动人们不懈追求廉洁政治目标，也为当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先进政治文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丰富营养。

　　廉洁文化的形成源于高度的廉洁自觉意识。在漫长历史进程中， 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去污自洁、崇廉尚洁的自觉意识。儒家经典《周礼·天官·小宰》里有“六廉”之说，“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廉”被当做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传统社会中的清官情结所蕴含的廉洁意识， 在于其本身就包含了遵规守纪的自觉性。历史上，百姓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亦以做清官为道德追求，历朝历代也不乏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官员上注重廉洁评价、道德要求。历朝正史亦为清官立传，司马迁撰《史记·循吏列传》，开中国正史《循吏传》之先河，二十四史中有二十部都有《循吏传》，记载了 500 多人。循吏者， 因政绩卓著而受到朝廷表彰，因造福地方而为百姓所爱戴，因清廉、正直的政治品格而青史留名。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正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他们身上的廉洁意识、道德修为，不仅在中国古代官员群体，而且在民间社会，都成为楷模。不少家训族规含有“廉”的要求，也是告诫后人勿与贪腐沾染。这种内在约束和文化传承，终使廉洁成为人们最具自觉意识的文化元素， 将廉洁自觉意识深深根植于内心。

　　廉洁基因的价值在于增强廉洁自信的底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廉洁基因有文化自信作为内在支撑，必然能够形成强大的廉洁自信、廉洁定力。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志在天下”。

　　《庄子·庚桑楚》中讲：“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以天下作比，足见胸怀之广大。中华文化的天下情怀，是以民族和国家为重， 将小我融入大我。一个人志在天下，则难为利益所惑;一个人志在天下，则无所畏惧，勇于担当，能练就强大的自信力量，这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屈原在《楚辞》中说：“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朱熹在《楚辞集注》注解为：“是以君子之处患难，必定其心而不使外物所动摇，必广其志而不使为细故所狭隘，则无所畏惧而能安于所遇矣。”可谓一种肯定确切的解诂。汉代刘向在《说苑·至公》中写道：“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利。”清代曾国藩说：“大丈夫当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这些人无不将毕生精力付诸天下之志。志就是信念、信仰，志在天下，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怀天下，自然自信，廉洁自信亦同此理。所谓“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坚定廉洁自信，能使人们对“廉”形成发自内心的信仰和根深蒂固的信念。

　　廉洁基因的传承在于养成廉洁自律的精神。廉洁自律是高层次的个人修养，也是党性锻炼的必然要求。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乏廉洁自律的精神基因，唐代张九龄在《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中写道：“不能自律，何以正人?”明代李东阳在《石公墓志铭》中说：“虽居官久， 家无赢赀，亦以俭自律，不少变。”清代金缨的《格言联璧》也有“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说法。中国古代崇尚廉洁、艰苦朴素，强调修身律己、反求诸己，讲究“心存敬畏、自我约束，慎独慎微、勤于自省”。故而，廉洁之本在于自律，核心在“律”。律可谓之法律，“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大凡畏惧法度者，必然遵纪守法，令行禁止，不用因违法乱纪而担惊受怕。律亦可谓之“心律”，由心所律、由心所束，是自我之律。东汉杨震暮夜却金，彰显的就是心律的力量。古人讲，“吾日三省吾身”“君子勿欺于暗室”“君子慎独”等，均为此理。唯此，方能心有所畏，行有所止。结合当今的话语，法律之律，解决“不敢腐”的问题;“心律”之律，能解决“不想腐”的问题，乃是根本之律。


来源：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常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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