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臣薛瑄在《从政录》中写道，“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在薛瑄看来，世上清廉官吏的境界可分三等：深明大理而不胡乱索取，是上乘境界；崇尚名节而不随便索取，是次等的境界；畏惧法律为保俸禄官位而不敢索取，是又差一等的境界。

　　见理明而不妄取，是谓自廉。范宽《盐铁论》曰：“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意思是：想要影子端正，必须先端正身体；想要下属廉洁，首先要从自己做起。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虽身处浊世，小人当道，仍不愿随波逐流，以“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自立于世，宁愿以死明志，也不愿意同流合污，其廉直高洁，彪炳千秋。端午节虽然不是因屈原而创，但端午吃粽子的习俗，却来源于此。与屈原以死明志采取不同人生态度的是东晋的吴隐之。“隐之广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广州，果然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粗茶淡饭，衣物器具也十分简朴。调离广州时，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材沉香木，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水里去了。屈原和吴隐之虽然都处于浊世，但是二人采取了不同的处世之道，一个舍生取义，一个清者自清，皆遵从本心，是为自廉的典范。

　　尚名节而不苟取，是谓他廉。武王伐纣成功，天下一统为周。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两人决心不做周臣，不食周粟。兄弟两个离开周朝的统治区，到首阳山隐居下来，靠采集山上的野菜充饥，还唱了一首歌，歌曰：“用暴虐代替暴虐啊，还不知道错在你自己。神农、虞舜、夏禹的盛世，忽然间都已消逝无迹，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最后二人饿死在首阳山。东晋陶渊明，少时习儒，颇怀济世之志，但由于生不逢时，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政治昏暗、社会动荡、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他的理想与现实产生了极大冲突。“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箫统曾夸赞道：“真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无论是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还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都是“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的典型代表，用入世者的价值观来衡量虽然有些许“迂”的成分，避世虽然消极，但于苍生无害，亦为后世所推崇。

　　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是谓被廉。此种“廉”虽然居第三等境界，但却也难能可贵。“不取”是对人性弱点的挑战，是对贪婪欲望的压制。“不敢取”则是对法律的敬畏，对规矩的尊重。可以说，贪官最缺的就是敬畏之心。“你找我要钱，得先给我送钱”“我不懂拆迁法，不按拆迁法办”“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曾几何时，一些官员的“雷言雷语”一度成为网上的热搜段子，时至今日再听，仍然觉得天雷滚滚、震碎三观。从这些年个别官员的“雷言雷语”到当下落马贪官“不懂法”“不学法”的忏悔不难看出，导致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法律的信仰，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常怀敬畏之心，敬畏法律，敬畏规矩，不求清心寡欲，但求守住底线。为官若能如斯，虽然不能流芳百世，但也不至于遗臭万年。

　　廉者的上中下三种维度，没有明显的界线，也没有明显的标志，皆遵从于自己的内心，但是无论身处哪一个阶段的廉，都为社会和大众所接受、推崇和赞美，毕竟“廉”的底色是一致的。这三种维度这与新时代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不敢腐也；尚名节而不苟取，不能腐也；见理明而不妄取，不想腐也。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要做到被廉，保证他廉，力争自廉，自觉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