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属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民族、文化差异性都很大的国家，国家治理的难度极高。但是，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从未中断。其屹立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并非偶然，其间蕴含的国家治理智慧及文化底蕴必定存在考察借鉴与传承创新的时代价值。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文化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民之所以成为国家的构成要素和最重要的实体，就在于民是社会物质生产的承担者，社会由此得以延续和发展，国家由此得以存在，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由此得以确立。从很早开始，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民的重要性。《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历代统治者都深知，国家政权要实现稳定，人民的生活必须富裕安康，如管仲所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话说得虽直白，却是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所以孔子也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则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刘安在《淮南子》中就此总结道：“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历代以来，凡想有所作为的帝王都深谙“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道理，其在位时都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强国富民。

　　其二，儒法互补的治理策略。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法家更专注治国之道的探索，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治国思想，其中儒家更强调民意，而法家更强调效率。在治国理政中，儒家主张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长幼尊卑秩序来稳定社会，主张为政者首先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引导民众建立思想道德规范，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同时也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体恤民情、善待百姓。儒家治国思想中有浓烈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强调个人的修为和人的自觉，也描绘了美好的图景，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其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主张“以民心而察天意”；荀子进一步总结道：“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

　　但是，儒家治国思想中也存在理想化的一面，在“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时，德治、礼法在效能上往往显得不足，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加以改造。法家对儒家进行了很好地补充，与强调仁、德、礼的儒家不同，法家强调法、术、势，强调富国强兵、严刑峻法。商鞅提出“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韩非子认为用忠顺孝悌之道治理国家效果并不好，主张必须用“法”，提出“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群臣相保，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后来的法家代表还有李悝、吴起、商鞅等。汉朝建立后一度实行“黄老之治”，后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但在具体治国方略中，汉武帝也借鉴了法家的许多主张，如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施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等。在以后的国家发展中，儒法互补渐成国家治理之趋势。

　　其三，中央集权与乡里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古代中国的国家官僚体系一般以州县为最低一级，县官也号称为“亲民之官”，因此有所谓“皇权不下县”之说。但事实上，仅仅依靠县级官员是不可能亲自管理境内全部百姓的。他们必然会将各种赋税徭役、治安等差事交给更基层的行政组织来完成，因此皇权并不止于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古代中国的乡里制度有秦汉的乡亭里制、魏晋南北朝的三长制、隋唐的邻保制、宋代的保甲与乡约、元代的社制、明代的里甲制度、清代的保甲制度等。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即唐宋之际，由“乡官制”向“职役制”的转变。但总体而言，都是由一群少拿或不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基本贯彻“以民治民”的管理方针。中国人重视血缘和亲情，中国的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乡村是血缘宗亲与有限地域范围内的共同体，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因此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来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

　　以民为本，德、礼、法相互补充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重心与方略所在，也是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历代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重民、爱民、富民、养民、便民等政策措施。尽管时移世易，但其中仍有超越时空的合理的因素。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应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态度，这些历史经验、历史教训，或许可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些许有益的启示。


来源：余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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