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警示观点

　　悠悠四千多年的法文化中，记载了古圣先贤对于法的价值、法的功能、法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如何发挥法的治世之具的作用等等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其中，以先秦儒法二家最具代表性。其用语的概括、观点的犀利、鞭辟入微的分析， 显示他们的睿智和使命感， 今天读来深感许多观点不仅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性，而且还具有警世恒言的价值。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此语出自孔子：“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生活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时代，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就是恢复西周的礼乐文明和礼乐秩序。在礼乐与刑罚的关系上，他认为只有兴礼乐才能使刑罚“中”，即公平、公正、宽严适度，所谓“不偏”之为“中”。一旦刑罚失“中”， 过宽则民慢，无法控制社会，过严则民不堪命，百姓手足无措。百姓手足无所措，社会的乱象可想而知，国家也就危殆了。后世多以孔子所云，警示执政者谨慎立法和司法。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法为治具的作用。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在中国古代专制制度下，自上坏法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皇帝坏法。例如隋文帝曾经是提倡法制的皇帝，但至晚年竟然不顾秋冬行刑的法定制度，在“六月天杀人”。尽管大理寺少卿赵绰劝阻说：“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然而文帝却辩解说：“六月虽曰生长，

　　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 “遂杀之”即使是汉文帝、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如无守法廉吏的谏诤， 也会发生以言代法的行为。与此相类似，唐太宗时期，曾下敕对假冒资荫的官吏处死刑。但大理寺少卿戴胄却判处一名假冒资荫犯流刑。太宗责备戴胄。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 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最终折服。这个例子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法之能行，自上守之。

　　“官民知法，互不相欺”

　　法家主张“法莫如显”也就是公布法，让官民都知法守法， 做到各守法纪、互不相欺。商鞅说：“吏明知民知法也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而“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为了使官民皆知法，商鞅进行了广泛的法律宣传，史书说“今秦妇人婴儿皆知商君之法”，这可以说是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韩非也说：“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他特别强调君主言法的积极影响，“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法家关于“法莫如显”，使吏民知法守法的观点，对后世君主多有影响。

　　虽有善法，苟无“良吏”也难以推行

　　唐朝诗人白居易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白居易的感慨不是偶然的，他生活在德宗时期， 贞观律作为祖宗之法仍然保持着权威的地位，但执法的官吏却已大非昔比。贞观时期一大批良吏如房玄龄、马周、魏征、杜如晦等， 他们不仅自己以守法相尚，而且劝谏皇帝奉法守法。然而德宗时期，距离贞观之治已经半个多世纪，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政治腐败，官场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守法之吏如同凤毛麟角，以致法虽是贞观时期的良法，但吏已经不是贞观时期的贤吏， 所以有法而不能行。白居易的慨叹表达了法与吏必须统一。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法家是以法治为立论之本的，他们认为：“法，国之权衡也，” 无法或有法而不执法，国家便失去了权衡而难以运行。同时，法又是“一民之轨”的行为准则，“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法既然具有这样强大的治国御民的功能， 也就难怪“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盛世，都是和充分发挥法律治具的功能分不开的。

　　以上选择中华法文化中具有警世价值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可以视为法文化中的精髓，是古代哲人高度智慧的总结，是不折不扣的警世恒言。


来源：三月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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